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严重老龄化的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同属亚洲的经济强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也都受益于“人口红利”，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美中日三大经济体的排位已延续了十一年，接下来中国也将如日本那般面临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无疑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日本已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

日本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2015年日本首次以人口普查数据的方式证实日本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而早在2006年时就已有媒体报导日本已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

日本2020年的人口为1.26亿，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的预计，到2050年日本的总人口可能减少至1.05亿左右，至2100年日本总人口可能只有7500万左右。

日本人自己的预测更为悲观，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65年日本的人口将减至8100万，到2110年人口将只有4286万，到时的人口将只有目前的三成多。

更有甚者，日本人口专家吉田浩公布的“日本儿童人口时钟”显示，按照日本人口的减少速度，到3776年日本儿童数量将只剩1人！

这当然是一种危言耸听，意图是为了警示日本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要及早应对老龄化的趋势。实际上这些年来日本一直在实施鼓励生育有政策，比如每生一个孩子，政府一次性奖励1万多美金，并资助建立更多的儿童日托中心等。

未来的人口变量很多，简单的线性预测难言准确，但是人口老龄化进一步严峻的趋势已经在所难免，而且单是历史的经验就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数十年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在1990年日本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日本第一”论风靡一时，然而随之在1991年时，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迎来了“失去的几十年”。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于房地产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不过鲜有金融危机对一经济大国影响如此之久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以致削弱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过事实上，广场协议并没有改变日本贸易顺差的格局。

携程四君子之一，同时也是人口经济学家的梁建章先生指出，日本经济衰退数十年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劳动力的老龄化。从1990年开始，日本人口已基本停滞增长，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成为了世界上人口平均年龄最大的国家。

老龄化并不只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导致的社会保障和财政压力的问题，其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经验和启示的相关书籍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指出，老龄化、经济衰退和互联网的繁荣等原因致使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本该是消费核心人群的年轻人却消费欲望低，不愿为买房买车而奋斗，甚至不愿意结婚生子。

三浦一也在《第4消费时代》中形象地展现了日本消费社会是如何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而改变的，消费总额随人口的减少而降低，非正规雇用者的增加也使得孤立的人群开始增加，社会消费的特征出现了极大的改变。

韩日新闻出版的《负动产时代》记录了因人口老龄化，日本房屋的空置率不断上升，加上一些房屋的继承人不愿承担房屋的物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税费，甚至于出现了贴钱倒卖自己房屋的怪异情况。

以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很多日本的年轻人早已“躺平”。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经济学家吉川洋则在《人口与日本经济》中呼吁，日本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企业如何克服“人口减少悲观论”，因为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科技和创新。

自熊彼特之后，“创新是社会进步最大的动力”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吉川洋的呼吁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梁建章先生则在《人口创新力》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口。”

梁建章先生认为，日本的老龄化使得老年人占据了多数的管理岗位，压制了年轻人在企业的上升空间，同时老年人掌握了更多的选票，使得日本政府在决策上也会更倾向于有利老年人的方向，诸多因素致使日本年轻人难以成功创业，使得日本的创新力大不如前，在国家竞争中将日渐处于劣势的地位。

人口数量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互联网行业有着明显的体现，假设一个初创互联网企业的立身之基是要在前期就积累一千万的用户，在日本这需要近百分之十的市场渗透率，而在中国则仅需不到百分之一的渗透率就可达成，而且，互联网企业还需要足够多的具有计算机知识的人才储备，这也是这些年来新兴互联网巨头多兴起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

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但人口总量仍在增加，而且“素质人口红利”和“供应链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创新发展。

而据学者预测，2025年前后中国就将要面临人口开始减少的情况，而且因为中国“婴儿潮”时期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新生人口已急速下降，因此预计204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减少速度也将是举世罕见的，中国不久就将要面对比之日本还要严峻的老龄化问题。

这说明中国除了要做好社会保障外，减缓人口老龄化的举措也已非常紧迫，目前虽已开放了三胎政策，但从开放二胎政策的经验来看，这对于提升生育率并无可持续的显著效果。中国开放二胎后2016年的生育率短暂回升至1.69，但随之又下滑至1.5左右，而且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已经远低于联合国认为要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2.2的生育率。其中京沪的生育率甚至已低至0.7左右，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低的记录。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是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参加工作的程度、社会的保障水平、父母的教育观、城市化的程度和年轻人的婚育观等。

中国的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参与工作程度均可排在全球国家的前列，要提高生育率并不容易，这需要更大力度的鼓励措施，包括生育奖励、减轻职场女性的生育担忧、降低育儿成本和改变观念等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哪些投资机遇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很多的问题，不过在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当中，人们对于服务业的需求还将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医疗、金融和消费等领域还有诸多可以不断创新的机遇。